重大题材影视剧频频获得青年观众的点赞

当电视剧《山海情》播出时，涌泉村脱贫发展的故事牵动着观众的心;《跨过鸭绿江》再现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时，满屏的爱国拥军热潮在涌动;《觉醒年代》演绎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峥嵘岁月，被网友誉为党史学习的优质教科书;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以轻喜剧的形式，讲述祖国“东西南北中”脱贫攻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唤醒观众的乡土依恋……近期，重大革命、重大历史、重大现实等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频频打破常规观众圈层，受到年轻人热捧，成为“爆款”。创作者呈现出注重青春化叙事的创作倾向，使其承载的主流价值理念更加直观有效地抵达青年受众的心田，为影视创作如何对当代年轻人进行价值引领的时代命题做出了有益尝试。

聚焦年轻的历史英雄或先进人物

在传统叙事中，创作者往往将视角对准历史英雄或先进人物的中老年阶段，他们经过岁月历练，大多经验丰富、沉着冷静。而近期一批重大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者不约而同地将镜头对准年轻人的生产、生活及斗争，表达青年与历史发展同向的时代选择，彰显他们身上闪耀的理想光辉，这样更易引发与人物年龄相仿的青年观众的深层情感共鸣。

《觉醒年代》追溯建党初期的历史，讲述的是当时的“80后”“90后”思考救国救民道路的故事。其中，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场景与其牺牲场面的蒙太奇剪辑，让观众印象深刻。电视画面上，两人从雄姿英发、西装革履的留学青年向身负镣铐、满身血污的革命烈士的切换，散发着直抵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与情感号召力。在《跨过鸭绿江》里也表现了一群以青春热血保家卫国的勇士。拿着炸药包奋不顾身扑向敌人的杨根思，用血肉之躯堵枪眼的黄继光，在熊熊烈火中潜伏不动的邱少云……他们穿上军装是战士，脱下军装，都是20多岁的普通人。还有抗疫题材时代报告剧《在一起》，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穿上防护服，就是无私奋战的“抗疫战士”;防护服之下，他们也是“80后”“90后”，甚至是“00后”。

影视以故事为王，故事以人为本。分析近期重大题材影视剧破圈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中的青年形象往往能成为年轻观众在看剧时的拟态交往对象，在共情、共鸣的良性互动中，剧外与剧中的青年建立起一种“共同体美学”，唤起年轻观众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产生“这一切与我有关”的观赏感受。

在家国视野下讲述青年成长故事

重大题材影视剧的创作通常围绕某个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时间节点展开，如何将既定的主题性内容转化为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故事，将时代风貌、主流价值观和审美意蕴有机融入，考验着创作者的智慧。在这类剧中，人物往往根据历史或现实原型改编，观众会调动自身储备的历史知识或现实的生活观察对其可信度予以判断核验。人是活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有血有肉，并不完美的人。这就要求所塑造的人物性格与时代环境尽量贴合，行为方式与性格设定契合实际，避免陷入英雄形象高大全、脸谱化的窠臼。近期重大题材影视剧中的青年人物形象之所以被时下年轻人“圈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足够真实。他们的迷惘、彷徨、纠结等情感波澜，与年轻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所呼应，这种情感的共通性架起了连接观众与剧中人的心理桥梁。

“相信”的生成始于观众的自我投射与代入体验。近期重大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者大多运用成长叙事的艺术手法让观众“相信”。这种手法始于文学中的“成长小说”，如今被普遍应用于影视剧的创作之中。广义地讲，它侧重呈现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性格与思想的变化过程。《山海情》里，脚踏实地的马得福对村民在搬迁工作中的刁难也有怨言，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但从父亲口中得知李家祖辈对马家的恩情，遂完成了内心的和解。马得宝一开始一心想往外跑，结果把表弟弄丢了，姑姑疯癫了。这件事让他迅速成长起来，从此承担起家庭责任，种蘑菇搞基建，过上了幸福生活。在这些成长故事中，人物所面对的困境十分接地气，解决方案也具有可行性，让人们在“进程式追剧”的状态下自然进入影视作品所营造的情景当中，思考“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的价值追问。

戏剧冲突是否精妙源于人物性格的冲突是否合理，而人物性格鲜明与否，又是时代、家庭、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期产生广泛影响的重大题材影视剧让人物的成长蜕变与时代际遇、国家命运融合互动，注重表达个人与国家、青年与时代的辩证关系，使观众更易自我代入，体会到青年人物的平凡与不凡。

开启弹幕交流、短视频追剧模式

重大题材影视剧之所以成为爆款，还在于网络时代年轻观众非凡的传播力与创造力。数字时代，媒介技术迭代使传统的观演方式发生了深刻改变。影视作品从独立的文本变成了互文的话题，观众从电视机、大银幕前聚精会神地观看变成了视频网站移动倍速式观看，传统的“看剧”变成了弹幕交流、短视频追剧。网络参与式文化重塑影视艺术的接受场景，形成了一种“关联式、批注式和社交化”的虚拟集体观赏形态，再造了一种新的接受美学。它改变了我们谈论英雄、讲述英雄故事、感受英雄的方式，由此也形塑了英雄在我们心中的概念。

《觉醒年代》的弹幕中，“我的二年”“泪目”“致敬”，表达的是对人物品格的认同与赞赏。而《我和我的祖国》的网友留言中，“这才是青年应该看的”“如果国家需要，我也愿意”则是被深深激励后的个体意志表达。演员表现精湛演技的片段，也成了网友制作表情包的素材——印象中严肃脸的李大钊可以如孩童般多情又可爱，宋运辉式的委屈、尴尬、烦闷一应俱全，还有马得福的“超级期待”“生无可恋”……在这里，习惯超文本跳读、多屏幕观看的年轻观众，不仅观看既定的剧情，还会搜索社交网站上各种有趣的“梗”，参与弹幕或留言的话题讨论，更会自行剪辑创造新的人物关系、改编新的剧情。由此，一部重大题材影视剧一旦播出上映，就被置于庞大的信息网络之中，每一个观众都是丰富的节点，剧情、人物、细节、道具都可能成为网友二次“平民叙事”或“微观叙事”的素材。在网友“自来水式”的传播中，英雄形象不是既定的而是生成的，观念的引导不是强加的而是潜移默化的。经过这样的翻译转化，影视剧的主题思想更容易获得年轻人的理解和认可。

总之，贴近青年人的现实生活，回应青年人的心理诉求，采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观赏方式，在几方因素共同作用下，重大题材影视剧频频获得青年观众的点赞，有效提高了影视创作的社会效应。我们应该总结其中的有益经验，并将其应用到今后的生产中。( 作者： 张凯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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