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中文集》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观览文学史的窗口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皇皇八册近400万字的《林继中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既是造福学林的善举，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观览文学史的窗口。

《文集》由《杜诗学论薮》《文化建构文学史纲》《文学史新视野》等多种论著构成，其中与唐代文学相关者占三分之二强。而在唐代文学中，与杜甫相关者即达二分之一，由此看出林先生研究重点之所在。

杜诗是林先生学术生涯的起点，并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撰成的博士论文，即以宋赵次公及其杜诗注为研究对象，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至今为止最为完善的赵注本”，由此得到导师萧涤非先生的高度肯定。1994年和2012年，这本名为《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的大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和再版，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林先生也成为公认的杜诗专家。虽然这次出版的《文集》未收此书，只录了书中的前言部分，但由此也足可窥斑知豹了。与这篇前言一起收入《文集》第一册《杜诗学论薮》中的，还有29篇杜甫专论，其中既有宏观览照，又有微观考论，或发前人所未发，或在前人基础上深入推进，由此构成了林氏杜甫研究的完整体系。莫砺锋教授在序中评价说：“林著中这些论文并未有意标新立异，但它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杜诗，得出的新颖见解具备充足的文献基础和学理依据，在我心目中，这就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有价值的论文。”这一评价，我以为切中肯綮。

除《杜诗学论薮》外，《文集》还收录了《杜诗选评》《杜诗菁华》两部关于杜诗的选评本。前者收诗约200篇，后者收诗近500篇，二者相加，已达全部杜诗的半数，这个体量，恐怕是历代杜诗选本中最大者之一了。围绕这些精选的篇目，作者或以时序编排，予以精当扼要的注释和点评，或在注评之外，加以当代语译。含英咀华，要言不烦，极便读者。

由杜诗研究出发，作者还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盛唐作家群和田园诗的考察上。《文集》第六册所收《我园论丛》是一部涵纳了61篇论文的研究专集，其中涉及六朝者5篇，宋代者6篇，涉及文化诗学、文论者约10篇，而关乎唐代文学者即占21篇，其中又大多集中于对盛唐气象、盛唐田园诗以及李白、王维等经典诗人的研讨。诸如《盛唐气象的审美特征》《李白诗歌的悲剧精神》《布衣感新论》《王维情感结构论析》《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漫说唐人田园山水诗的画意与禅趣》等，从题目即可看出论述的重心和要点，而一读之下，更觉新见迭出，常有“会心处不在远”之感。尤可注意的，是在这些散篇论文之外，《文集》第五、第七册又收录了与之紧密关联的几部专著，如《唐诗与庄园文化》《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唐诗：日丽中天》《中晚唐小品文选》，由此构成围绕几个专题点面结合的系统框架。在这些论著中，作者以“了解之同情”，设身处地，贴近对象，通过对文化背景、作者身世的深入把握和对作品的精当解读，去探查、了解作者的真实心态，尽力接近历史现场，带领读者重回大唐。

如果说以上研究虽不乏宏观视角和历史勾勒，但整体上还多为关于作者、作品和某些文化现象的点状考察，那么，收在《文集》第四册的《文学史新视野》《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便是两部放开眼界纵览文学发展大势的宏观巨著了。前者重在考察文学史生态、发展模式及其与文化建构的关系，并将整个文学史的生成概括为“蔓状结构”，由此呈现出一种新的文学发展史的阐释模式。后者则是在作者同名旧著“中唐—北宋”段基础上增补改订而成，论述自魏晋经隋唐至北宋的文化、文学进程，学术视野颇为开阔。作者以文化史与文学史之双向同构为核心理念，着重揭示了9—11世纪由雅入俗又化俗为雅的文学演进路径，并从政教一体化的要求推导出士大夫人格机制与文学倾向的转变，从文学经典化的角度，勾勒出杜甫被选择为诗歌典范及其由“诗史”到“诗圣”的过程。陈伯海先生在该书序中称其“写得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当然，该书另一位序者赵昌平先生在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其以“士族文学”与“世俗地主文学”为两阶段文学特质的标志，并以士庶之判与雅俗之分作大体对应、以黑格尔正—反—合思辨模式与“通变”相联系的做法值得商榷。但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影响该书对中唐至北宋时段文学演进的整体判断，而作者所作的颇具深度的一些思考，无疑会启迪读者对唐宋文学史之走向形成新的认知。

从以上简述，已可约略见出林继中先生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基本概况和路数。如果加以总结，我想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专精与广博的结合。专精，指其扎实的文献学根底，这在《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中历历可见;广博，指其以文献为基础，放开眼光，纵览全唐乃至整个文学史，从中发现规律，指明中国文学发展的形态和路线。

二是学术与思想的结合。学术，重在学理性的发明;思想，重在从此发明中揭示更为深层且蕴含启示性的普遍意义。学术只有与思想、观念结合，才能唤醒其深层活力，才能强化、提升其穿透力和引领力，有时甚至会带来某些革命性的变化。而继中先生的学术研究，正具有思想与学术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三是文化与诗学的结合，由此构成其“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和目标。所谓文化诗学，重在一种人文关怀和诗性精神，它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纳入文化范围，借助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达到对深广宏博的人文世界的透彻解悟和深层认知，其中有融合各学科知识的跨界考察，有对庸俗浅薄世风的深刻批判，更有一种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现实的自觉关注。用作者的话说，“我赞成鲁迅的研究魏晋乱世与明清专制，从中找出‘国民性’的病灶来;我也欣赏马斯洛的研究人类‘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的主张，我于是想在唐文化的研究中描画出我民族肌体曾经有过的健美，但我反对以任何影射的方式去处理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和现象……可我却又喜欢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观照古人古事，企盼能在今古之间发现一条时间的隧道……力图让孤立的现象在文化各因子错综复杂的大构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这样一种目标设定和自我期许，在前述多种论著中均有程度不同的展露。

在《文集》总序(原为林氏《文本内外——文化诗学的实验报告》一书序言)中，孟泽如此热情洋溢地说道：林继中之所以倡导通过“文化诗学”的路径研读历史，检阅现实，“根本的动力也许在于，他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并由此融贯中西，汇通古今。”我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在林继中的心性中，既有着来自诗国高潮之盛唐气象的久远滋润，又有着对中华民族忧患历史的深切洞察，更有着20世纪80年代那场已很难重复的学术文化高潮期的精神贯注，所以他能以远较一般学人阔大的胸襟和高自标树的人格境界，去呼唤盛唐，去反思历史，去直面现实，去嫉恶扬善，他在努力地用自己的笔，为人们打开一扇重新观览文学史的窗口。尽管在其内心深处，更接近的似乎还是唐代田园诗人那种无拘无束、淡泊优雅、自由散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格。(尚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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