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柯乐山：何为“世界伦理”的文明基础？

中新社北京4月11日电 题：柯乐山：何为“世界伦理”的文明基础？

中新社记者 罗海兵 史元丰

著名汉学家孔汉思(Hans kung)曾提出“世界伦理”理论，认为“没有基于全球伦理标准的国际关系新范式，就没有全球的和平与正义”。2021年孔汉思去世，有关世界伦理的讨论进入新的转型和定位。“世界伦理”的文明基础是什么？中国儒学能为世界提供哪些智慧？

日前，德国习里德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柯乐山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没有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世界伦理，也没有以儒学为基础的世界伦理，只有平等对话才是“世界伦理”的文明基础。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你曾在中国留学，研究精神人文主义，中国儒学如何吸引到你并产生兴趣？包括你在内的西方汉学学者在学习、传播中国儒学过程中，是否受母语屏障影响？

柯乐山：我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哲学系。曾上过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课程，因翻译浅显，这门课程略显无味，让我误以为中国精神传统没有现代价值。

后来我在欧洲学习比较文学，决定在博士之前学习一种非欧洲语言。那时(2008年)我的新西兰朋友刚好在台北工作，于是我决定去找他，希望两年后自己可以看懂中文文章，并做跟中华文化有关的比较文学博士研究。

学习中，我结识了台北政治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马愷之(Kai Marchal)，他是一位德国人。他送给我一本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的特质》，打破了中国哲学给我留下的浅显印象，让我开始对中国哲学的本质有所把握，引起我对中国学问的正视与敬意，也懊恼自己此前对现代儒家思想的忽视。思其原因，母语屏障是其中之一。关于中国哲学好的译著不多，后来我翻译唐君毅(现代新儒家代表)的作品时也有相同发现，想翻好很难。

2016年，我认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时也发现，杜先生并不翻译自己的作品，或直接用中文写作，或直接用英文写作。说服我进入“儒家世界”的是杜先生的英文写法，他让英文读者了解儒家精神的贡献。

中新社记者：除了语言之外，儒学传播还有哪些障碍？

柯乐山：有两大障碍。一个在中国国内。文明对话不是强迫对方尊重你的态度，而是先具备自我批评的勇气。近200年来西方国家的确没有体现这种精神，他们一直鄙视中国文化，常常也鄙视中华民族，认为自己的文化才是全人类的未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被全世界关注、尊重。同理，中国也应有公开批评自己的勇气。

然而，更大的问题来自中国以外。大部分非东亚的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毫无概念。甚至在西方精英大学里，听说过孟子的人不到百分之五，知道朱熹、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的更少，恐怕只有汉学系毕业的人才有所了解。中国对世界的态度却不一样，苏格拉底、莎士比亚、达·芬奇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不仅在世界闻名，在中国也耳熟能详，这是100多年“中体西用”文化政策的间接结果。儒家传统不只在中国有未来，对世界也有所裨益。基于国家利益，西方早晚会出现“西体中用”，但这并非为了个人的精神发展，不算真正意义的文明对话。

网络时代原则上可以慢慢克服跨文化沟通的困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责任去体现儒家传统的对话精神。西方世界的责任更大，要从零开始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但这个过程还没有开始，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很难想象民众会去吸收中国文化。西方国家早晚会认识到——他们没有选择，一定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与中国思想史。

中新社记者：你如何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多元性？实现真正的文明对话需要克服哪些共生问题？

柯乐山：除了语言之外，最大的障碍是“列宁”问题。

大部分西方人看中国时感受不到一个有人文性的“后列宁时代”国家。在新冷战思维下，大部分外国人怀疑中国的“国学”现象是一种新的文化领域的列宁主义，被工具化、武器化。

西方原则上跟韩国、日本对话没有问题，所以不是东西问题，也不是儒家文化圈问题，而是“列宁”问题。很多西方人因此无知地攻击中国，不是因为反对中国，也不是不欣赏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全面发展，而是根本不相信任何以列宁为代表的“一党制”。世界可以跟孔子平等对话，但跟列宁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性，只有国家利益与疑心。

同样，中国人看西方所谓“民主”国家的殖民和帝国历史，可能更不容易相信，但至少近十几年来西方开始认真反思。所谓“觉醒(woke)运动”有一些夸张、危险的特色，但反思自己的特权与文化犯罪并无不妥。

中新社记者：知名汉学家孔汉思曾提出“世界伦理”理论，认为“没有基于全球伦理标准的国际关系新范式，就没有全球的和平与正义”。如何定义世界伦理标准？

柯乐山：世界伦理超越国家，是同时以包括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在内的不同具体文明为基础的一个跨文化概念。严格来讲，没有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世界伦理，也没有以儒学为基础的世界伦理，只有平等对话才是“世界伦理”的文明基础。每种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暗淡时光，也有启发个人精神发展的伟大时刻，都对世界伦理、世界文化和世界精神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世界很大，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从各自具体的出发点汇入世界文化长河，但不应忘记自己的来源，也不应假装自己的来源比世界文化长河更伟大。每个人只能以其独一无二的文化教育背景为基础去跟世界认真对话，做出对世界文化无可替代的贡献。

中新社记者：在未来中西对话、文明互鉴中，中国儒学能为解决世界课题提供哪些智慧？

柯乐山：西方启蒙文化带来的成果，包括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等，共同促进了全人类最近200年的发展进步，但这不代表它们都百分百受欢迎。

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等启蒙文化都有自身的缺点，西方现代文化中很多重要的批评家都强调过这些缺点，但儒家传统可以帮助全人类从不同角度作出反思。超越工具理性的人文传统在不同文明都存在，也包括现代西方文明，但中国传统中的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看不懂汉字，只靠翻译当然不容易把握其特殊性，但每个世界公民至少应该去阅读《论语》等关键文本的佳译本，了解儒家思想史的重要里程碑。

世界尚未认识到对中国的了解太少，在此情况下，难以跟现代中国文明对话。(完)

受访者简介：

柯乐山(JonathanKeir)，新西兰人，1982年出生，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博士后，德国习里德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任教于德国图宾根大学，曾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2018-2020)。代表作有《一日四种人文主义》(英文，2021)、《北京颂》(英文，2020)、《从全球伦理到世界精神？》(英文，2018)等，近期主要研究人文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的全球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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