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钢：中国穷学生 ——瑞士留学回忆录（四） 全球热门

在我赴瑞士学习的1983年，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万物凋敝、百废待兴。国家积贫积弱，百姓勉强糊口。寻常人家里少有电视，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更没有汽车和自有产权的住房。人民币都不够花，更不知道外币是个什么模样。

那时的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从这样一个国家一下子来到像瑞士这等全球最富庶的国家，感受的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临行前，单位为我们做好了各项安排。考虑到初到瑞士会人生地不熟，为了安全和方便，经与校方商量，要我们吃住都在学校，并就此为我们支付了全部费用。我至今都不清楚当年单位为我们所花的留学费用到底是多少。但我知道，如今在EHL，每个学生年均支出最少也要12-13万瑞士法郎，这其中学费大约为4-5万，生活费则不能低于8万。当然，四十年前肯定会比现在要便宜，但不论具体数目是多少，在那个年代对国人而言无疑都是一个令人乍舌的天文数字。

现在的孩子出国留学，父母除了给他们带上一张信用卡外，还会带上足够的现金。我们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家的爹妈，都无力在财务上给孩子提供任何帮助。

出发前，单位给了我们200美元，并讲好这是应急用的公款，要记账、实报实销。200美元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要有专人管理。为此，单位委派我来担任会计兼出纳。

这个已经发黄的笔记本是当年中学同学送给我的出国纪念物，带到瑞士后，我一本两用：前面用来坚持写日记，后面则成为了记账本。

同学送给我的出国纪念物

一到洛桑，我就抓紧把200美元换成了瑞士法郎，当时的美元对瑞郎的汇率约为1:2，200美元兑换出了416元个瑞郎，我这会计兼出纳的职责也就从这一天开始履行。

记账单首页

到达学校后，需要尽快去首都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报到。地球人都知道，瑞士几乎是世界上最贵的国家，为这一趟伯尔尼之行，光火车票钱就花掉了103个瑞郎，这还不算在使馆吃午饭时每人要付的4个瑞郎的饭费及市内公交费用。

生活基本安顿好后，都急着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可这种邮寄费用，不能算是公务，个人手里又没有钱，只好先从公款中借用。至于将来怎么还，什么时间还，谁都说不清楚。

不出一周，这416个瑞郎就所剩无几了。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给单位写信要钱。

在单位还没有回复的那些天里，我们是靠向学校借钱度日的。面对穷无分文的中国学生，学校很是诧异，觉得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随即从校方的角度与国内单位联系，中国大使馆的同志了解到情况后，也积极从中斡旋。在几方的共同努力下，半个月后的八月初，终于等来了单位的回音：经研究，同意按照我们国内月工资标准（56元）折算成瑞士法郎作为我们每月的零用钱。又过了些天，单位把这些钱汇到学校，由校方逐月发给我们。

当时，人民币与瑞士法郎大体等值。这50多瑞郎，要用于邮寄家信，还要用于进城办事的公交开支和各种联系的电话开支。完成这些开销之后，所剩的余款大概也就只能买几瓶饮料或几包方便面了。难怪当地同学在知晓我们的财务状况后都连连惊叹道“Incroyable”!!!（难以置信！）。

然而，我们心里明白，这是单位在为我们支付了巨额的学习费用（含吃住费用）后，又增加的一笔额外开销。况且，在外学习期间，工资是照发不误的，提供这笔零用钱就等于发给我们双份的工资。站在国内的角度，这已经是大大的破例了。事已至此，无论如何都不好再向单位张嘴了。

但钱不够花的问题依旧突出。于是，我们决定从学校搬出，到附近租房并自己起伙做饭，这样就可以从学校退还给我们的食宿费用中再抠出些零用钱。

寻找住处也是几经周折，最终我们在离学校步行十几分钟的地方物色到了一个住处。这栋房子面积不小，房东是个希腊老人，他自己住在一层，整个二层都空着，卧室挺宽敞，还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

我们就暂时在这里住下了。

身后就是当时在EHL附近租住的民宅

搬进新家后，本以为终于踏实下来了，可没想到，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离开学校，要自己做饭吃了，即使做得再简单，也多少还是要占用一些时间的，这样一来，钱的压力是略微减轻了一点，但时间上就显得更加不够用了。

自己做饭已经很麻烦了，没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和善的希腊房东竟险些因为做饭的事情将我们赶出门去。事情是这样的，外国人吃饭要比中国人简单得多，经常是一份三明治或汉堡包、一个苹果再加上一罐饮料就是一顿饭了，即便在家里做的稍微复杂一点，也是煮一煮或煎一煎了事。厨房里的排烟设施都是按照西餐烹饪习惯配置的，完全不适合中国人做饭的爆炒模式。当时我们住在楼下，希腊老头住在二层，经常是我们刚把菜炒好，还没等到坐下来开吃，房东因油烟太重下楼提抗议的门铃就响了起来。后来，我们一再小心翼翼，尽量做些少冒油烟的菜，但还是难以根除希腊老头的抱怨，最终只好迫不得已地采用不产生油烟的“咕嘟炖”烹调方式。回过头来说，所有的这些“迫不得已”，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省下那几个零花钱。

这是住处附近的街景

瑞士的超市有个习惯，就是每到周末临近关门前，都会把即将到期的食品放到一个专门的柜台上，打折出售。我一般总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那里，为的是花较少的钱，买回一些诸如黑皮香蕉、口感已经不那么好的面包等廉价食品。那时，不论买什么东西，永远是挑最便宜的。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如获至宝般地发现了一只用保鲜膜包裹的很好，价格又超低的鸡，便毫不犹豫地买了回来，待到家做熟入口时才恍然大悟，那是只已经年迈的老母鸡，本是用来煮汤的，肉根本就嚼不动。

花从嘴里抠出来的钱，自然会“分分计较”。瑞士理发的费用不低，所以就根本舍不得在这上面花钱，只能自己理发，结果自然是脑袋瓜变成像狗啃的一样。

EHL位于洛桑的郊区，进城办事，要首先搭乘一段郊区车，才能衔接上市区内公交。郊区车不仅间隔长，票价也更高。为了省钱，每每进城，都是步行几十分钟，走到郊区与市区结合部的L’épalinge车站，这样就能节省下几个瑞郎。在步行的这几十分钟里，要横穿过洛桑到伯尔尼的高速公路，道路上的汽车速度极快，恰巧那又是一个丘陵地带，观察远方车辆时，视野会受到地形的阻碍，几次都是还没来得及反应，汽车就已经快冲到眼前了，惹得开车人嗷嗷乱喊。年轻时无知无畏，竟这样无数次横穿于这条高速公路之间，现在想起来则是十分后怕。

尽管想尽一切办法节省，但有些支出却往往还是不约而至。一次受同学之邀去坐坐，他热情地准备了茶、咖啡和其它饮料。一阵畅聊，在众人离席之前，这位同学突然拿着一个小罐罐对大家说道：为了使我以后仍然有能力再组织这样的活动，请每个同学给我留下两个法郎。我有些不解，按照中国人的文化，既然是邀请大家来的，怎么能再向受邀者要钱呢？！然而，我看到其他同学都是很正常的表情，而且每个人都非常配合地往容器里投入硬币。我觉得自己只能从众，但同时也暗自叫苦，因为此时我兜里只有三个法郎，交了这两个法郎，回去坐车的钱就不够了。不过，当时的场景下没有时间让我犹豫，很快就干净利索地把钱投入到罐中。出门后，我找到一位相对熟悉一点的同学问，能不能借给我几个法郎。同学答应的很爽快，但却反复叮嘱我，明天早上就一定要还给他。当时我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便索性跟他说，我不用了，然后独自一人前往公交车站。

瑞士的公交车上是没有售票员的，每个车站都有自动售票机。乘客根据自己所要乘坐的里程预先购买好车票，上下车时一般也没有人检查，完全靠自觉。然而，这可并不意味着没有监控机制，其做法就是不定期地有督查人员在某一车站突然上车，检查车上的乘客购票情况，如果发现有逃票者，会科以数十倍于应付票价的高额罚款。那天，兜里只剩下一个法郎的我，竟敢冒着天下之大不韪逃票一次。幸运的是，并没有撞上查票人员。

短途乘车还算好办，麻烦的是长途出行。在寻找实习单位的过程中，经常往返于洛桑和日内瓦之间，如果次次都乘火车，无论如何都承担不起。发愁之际，听说很多大学生都采用一种具有瑞士特色的免费长途出行方式----Auto stop（寻求搭车）！具体做法是站在市区公路与高速公路衔接处，右手握拳（左手也可以），抬起胳膊，大拇指朝下。这是请求搭车的标准动作。驾车人看到此景，往往就会停下来，询问你要去哪里，有60%--70%的机会可以被获准上车。上车后，我一般会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跟车主闲谈。当他们得知我来自中国，且在EHL这家世界名校读书时，都会流露出赞许的表情，说想不到中国已经如此开放，不仅派遣理工科类的留学生，居然在酒店行业也派人前来学习。我也会从他们佩服、羡慕的眼神中收获很多自信和自豪。

这样的搭便车，既帮我节省了不少开支，更为我提供了深入了解西方社会风土人情的机会。其中的一次经历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位车主是个年轻小伙子，他驾车路过时看到了我请求搭车的手势，开始放慢了车速，就在我以为又一次可以成功搭车的时候，他似乎犹豫了一下，接着就加大油门开走了。本来，拒绝搭车实属正常。可是，十几分钟后，这辆车又绕回来停在了我的面前。小伙子按下副驾驶座位旁的车窗，微笑地招呼我上车。还没来得及等我问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小伙子便一脸虔诚地对我说：就在刚才没同意我上车之后，他感到了上帝一直在谴责他对别人的困难怎么能如此视而不见。面对上帝的责怪，他深感不安，于是决定开车回来捎上我。我本不懂宗教，但经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感到，原来上帝是个大好人啊！

在瑞士期间，有些开支（如与中国大使馆和国内单位的联系，以及其它一些公务活动）用的是公款，报销时需要有凭证。但瑞士乃至欧洲的一般社会生活中，好像没有什么报销的概念，因此，几乎不存在用于报销的发票。但我们尽管身在国外，公款的管理方式还是得遵守国内的制度，最具体的要求就是事事要发票。难办的是，人家没有这套东西，一段时间里为此也很费周折。经过反复汇报和解释，国内也理解了不同的国情，最终，四处找发票的压力也逐步消失了。

中国学生的穷困，一度成为了学校师生的谈资，再加上他们对中国既缺乏了解，又充满好奇，有时说的一些话就不免着三不着两。记得一次课堂上，不知怎么聊到了中国，一位老师顺口说道，中国正从中世纪走出。还有一次课上说到了彩票，一位老师问我，如果在瑞士因中了彩票拿到了一大笔钱以后，准备怎么花？还有老师问道，将来回国后生活水平不如瑞士怎么办？平心而论，这些老师们大都是善良的人，所有的发问都是源于对中国的不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好奇心。他们本无恶意，但居高临下俯视中国人的心态确是客观存在。每每面对这些场景，我心里就会很不自在，感觉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被歧视了。然而，贫穷、落后在那个时期是客观现实。在这种大背景下，反驳和雄辩都没用，我只能尽量平和地说：现在努力学习，回去改变中国！

二十年多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我个人也得以用中国酒店行业协会会长和一个知名酒店集团的掌门人的身份再次重返学校。那时，我看到的是学校师生们仰视的目光！

四十年过去了，但我始终难忘众多当年在瑞士结识的友人们，难忘他们的雪中送炭。我深感到在重重困难中得到的那些帮助是多么弥足珍贵，让人没齿难忘。

老朱：他叫朱东明，是一名瑞士籍华人，外文名字是George THU。他比我高出两届，中国话讲的很流利，我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没少找他帮忙。老朱的父亲在日内瓦经营一家中餐馆，利用此便利，老朱经常从家里拿些大虾、蟹肉之类的好货给我们做饭用，守着这么一个哥们，我们自然是既解了馋又省了钱。

老朱还有辆小汽车，有时会开车拉上我们出去转转。那时的中国人还不懂起码的乘车规范，经常是车一停下来，就急着开车门下车，即使在公路边上也还是这样干。每每出现这种情况，老朱总是大声吼叫道“危险”！紧接着还会“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给我们讲下车开门的规矩。然而，好习惯并不是三两天就能养成，尽管屡次被吼，但我们还是屡教屡犯，最后老朱也就只剩下叹气了。

我回到昆仑饭店工作后，得知老朱很想来中国工作，便把他介绍到了昆仑饭店的前厅部，我们由同学变成了同事，又一起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Philippes Krenzer：这是一位法国同学，瘦高个，大眼睛，说话语调很轻。平时接触中，他得知我曾经专业学习法语，而且一直怀有能亲临巴黎的梦想，便承诺一定会帮我尽快圆梦。最初，我以为他只是随便客气一下，并没太当真。但Philippes却说到做到，1983年圣诞假期前他便开始张罗，除了帮助我到法国使馆申请签证，还联系好了准备开车回法国的同学到时候免费捎上我。

眼见着很快就要实现畅游巴黎的梦想了，我异常激动，但却仍有一个十分闹心的事情，就是费用！到了巴黎，我可以天天就着自来水啃面包，但住宿是一笔怎么也绕不过去的花销，虽说法国比瑞士要便宜一些，但再便宜也得有支出，况且那毕竟是巴黎呀！如果这笔住宿费用是我承担不起的数额，那也就意味着美梦的破碎。几经犹豫，我还是不得不向Philippes 打听巴黎最便宜的住处是什么情况，想通过他找到那种多人同住一室上下铺的旅馆，再了解一下相关价格。谁知我刚把话讲到一半，他便打断我说，不用考虑外面，就住在他家里。我怕这样会给他带来不便，他爽快地说，如果你不觉得不便，我不会有任何问题，讲这话时他流露出的真诚，我始终记忆犹新。

在巴黎的八天，晚上，我回来借宿他家；早上，享用他准备的简餐；白天，他多次陪我看名胜，为我付门票费。我曾开玩笑地对Philippes说道，你的热情，有可能让我打破了一项吉尼斯纪录，成为一位在巴黎花费最少的游客。

Ronald Prezig：一位大大咧咧的瑞士德语区人，听他说，入学前曾干过乐队的鼓手，还开过出租车。Ronald性格爽朗，为人热情，长得白白胖胖，特别招人喜欢。由于Ronald这个名字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名子相同（Ronald Reagan），有时大家便戏称他为Reagan。

不知什么时候，他从老师那里得知这几个中国学生穷得出奇。从那之后，只要有他参加的聚会活动，每到付钱时，Ronald都会带像拉架一样往一旁推搡我，并带着浓重德语腔调高喊着“T’as rien à faire”（意思是“这里没你的事”）。他还有另外一句经常挂在最边上的话， Il y aura le petit Zhang qui viendra à EHL（意思是“将来还会有小张来洛桑酒店学院学习”），每每说到此，还会露出一脸的坏笑。

1985年我临近回国之前，他串联了一帮同学给我送行。那一晚几乎每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后，大家人仰马翻地倒在一间宿舍的床上和地上。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他面对墙角，跪在那里还在酣睡。

2014年，听说他去泰国旅游，我邀请他顺路来北京游玩几天。他如约而至，我给他安排好了酒店并陪他游览了长城，品尝了烤鸭、涮羊肉，当然，更少不了的是继续开怀畅饮。他告诉我，从学校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酒店管理工作，而是一直痴迷于厨艺，几乎做了一辈子厨师。他还问起了Le petit Zhang（小张），我告诉他，小张似乎对EHL没有兴趣，选择了到英国学习理工专业。

FLorence Labara：这是对我有大恩大德的人，就是我在前面几章里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那位老师。

从我们来到学校那时起，老师就不断地嘘寒问暖，处处关心。中国学生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她介绍了不少有资源、有能力，且乐于助人的同学与我们相识；了解到到我们语言上还有障碍，她想方设法地在课上课下给我们排忧解难；得知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她叮嘱了很多同学，在外出活动时尽量帮助我们分担开销，她自己也时常会送给我们一些食品和学习用品；看到我们举目无亲，节假日和休息日会带上我们去一些诸如景点、酒庄的地方看看、转转。可以说，她对我们的帮助已经超越了有求必应的等次，而是始终在寻找和发现需求，然后尽全力施以援手。

我一度还有所顾虑，一位非亲非故的外国人对我们超乎常规的热情帮助，会不会还有着什么其它动机（也难怪，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从小养成的敌情观念根深蒂固）。但时间一长，我逐渐得知，她被很多同学誉为“Mère des étudiants”（大学生母亲）。同学都说她一直像母亲一样，对一批又一批学生倾注了太多的关心和关爱。

为了我的实习，数不清老师在日内瓦和洛桑之间往返过多少次，询问过多少家酒店。即使在实习期间她也经常会到酒店来看望我，询问我有没有困难，或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她去协调酒店熟人予以解决。在日内瓦实习期间，我时常还要回到洛桑处理一些事情，老师专门给我找了一辆电动摩托车，那些日子，我经常骑着这个电驴子穿梭于两市之间，既节省了交通费用，又观赏了沿途风光。

可以说，如果没有老师的全力帮助，我在瑞士的处境恐怕要艰难得多。

回国后，我一直同老师保持着联系，她也依旧十分关心我的工作、生活。近四十年来数次回到瑞士，我每次都会去看望她。

这是我在1990年第一次重返瑞士时，老师请我和中国朋友到我曾经实习过的黑头酒店吃饭

我很早就有个心愿，想请老师来中国看看，但老师说，尽管她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为了生计，却依然还在工作。2008年秋天，老师打来电话，说她在电视上看到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况，心情非常激动，她为中国感到骄傲！同时也告诉我，她不久前做了恶性肿瘤切除手术，现在已经彻底退休了。我一边安慰她好好保养身体，同时又再一次向她发出来中国的邀请，这次老师欣然接受了。

为了迎接老师的到来，我给她买好了往返机票，安排好了入住的酒店。2010年秋，年愈八十的老师终于来到了北京。

在京期间，我安排老师游览了众多名胜，品尝了最好的美食。我还请老师来到家里，与尽管从未谋面，但却并不陌生的家人团聚。老师十分开心，并当场宣布，她从此也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

老师在北京的时间飞逝而过，返程那天的航班起飞时间很早，为了方便，我安排老师住在了机场附近的酒店。凌晨，我亲自驾车送老师去机场，经过一段照明效果不好的路段时，没有注意到横在公路上的一块大石头，汽车一下子撞了上去，车胎即刻瘪了。万分焦急中，老师还一再安慰我别太担心。几经努力，终于拦到了一辆出租车，紧赶慢赶把老师送到机场，但却在最后一分钟被拦在了闸机外。我赶忙又去补购了一张经罗马到日内瓦的机票，才最终有惊无险地把老师送上了飞机。

回到瑞士后，老师逢人便讲对中国的美好回忆，不停地称赞中国风光好、文化好、美食好、人也好。我和老师约定找机会再来中国，后来确定在2020年成行，但不料新冠来袭，只好作罢。

如今，疫情终于逐步退去，我想只要老师的身体情况允许，我一定会请她再来中国。

前文提要：

张润钢：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了——瑞士留学回忆录（一）张润钢：在EHL寒窗苦读的日子——瑞士留学回忆录（二）张润钢：酒店实习教会我真诚做人——瑞士留学回忆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