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发展新阶段，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

制造业竞争力是体现一国综合国力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由农业大国快速发展为世界工业大国。例如，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开始超过美国，到2018年达到4.5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4%;我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41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

进入发展新阶段，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是，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技术创新、资源利用效率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与世界一流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关键核心技术短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制造业转型升级既面临多重压力，又有相当大的空间。当前，全球的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产成品贸易中约1/3的价值增值来源于服务业;德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投入中的服务投入占比达30%以上;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的服务收入占比普遍超过30%。在这一大趋势下，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大举措在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这既离不开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离不开高水平开放。

首先，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结合点和突破点。进入以开放促改革、促转型的新阶段，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短板，关键在于进一步放开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取消环保、技术、知识产权等隐性壁垒;打破研发、金融、物流等领域的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大幅减少前置审批和资质认定项目;鼓励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参与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改革，支持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联合建立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深化科技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实施技术成果转化、转让奖励制度，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加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积累。

其次，在高水平开放中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在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变革的大趋势下，智能制造代表着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和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成为全球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竞争的焦点。依托我国5G等技术优势与制造业规模优势，加快实现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不仅是我国振兴实体经济的重大任务，也是抢占全球制造业制高点、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举措。这就需要强化智能制造的顶层设计，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充分利用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加大对中小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的支持;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打造标准化的制造业云协作平台、大数据处理平台等公共服务产品，进一步降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本;加快推进电信市场开放，充分利用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5G基础设施投资改造;在数据产权及数据的交易、使用、管理等方面实现制度化安排。

再次，在高水平开放中倒逼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转变，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营造公开市场、公平竞争的大环境。这就需要推动产业政策从差别化、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转变;消除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税收、金融、科技及要素价格方面的政策差异，降低融合成本;强化对各类经济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保障企业家守法创新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打破区域壁垒，以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为重点打造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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