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完之后只说了一句“继续干活！” 走近吃睡在电话旁的“接线员”

每当看到“阳性病例已被成功转运”的信息时，你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疫情严峻时期，如何第一时间找到这些病例？面对散落在各居民区的阳性病例，如何安排及时转运工作？是谁埋头数据堆反复比对复核、细细梳理排摸确认？是谁在电话那头耐心接听诉求、努力给予回应？是谁在楼道里上上下下进行消杀？是谁一遍遍巡逻清理医废垃圾？又是谁找空间、设隔断、搬床铺在短短时间里建设集中治疗点？一定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份安全！我们也许看到过他们化身成“大白”后忙碌的身影，却从未见过他们卸下“大白”后仍不停工作的状态。

吃睡在电话旁的“接线员”

友谊路街道收到过各种各样的投诉和建议，但没有一条是写给电话接线员的，除了……

“你们的专线总是打不进”！！

是什么原因导致电话一直占线打不进呢？

李晓蓉、张燕、张溪三个女将是“接线员”，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此起彼伏的电话不曾停歇，核对数据、协调物资、反馈居民...

张溪姑娘是刚到街道入职不久的“三支一扶”大学生，大学毕业不久就投入了紧张的“接线小姐姐”战队，耐心细致是她的特点，“有时候一个电话就是一个多小时”，电话打到烫，贴着听筒的脸颊印下“听筒红”，深夜挂断最后一个电话，躺平下来，耳朵还在嗡嗡响，总觉得仿佛听见隐约有电话铃声响起。“我多工作一分钟，同事就能早一分钟休息，我们是一个集体”。一度因疲于接听沟通而发烧倒下的张溪，稍作两天调整，又立马回到岗位上。

“你们是友谊路街道防控办对吧！我这里有这个事情你要帮我解决的呀！”“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面对居民们的情绪和不理解，面对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和高压的工作，姑娘们都曾放下电话后流下委屈的泪水。李晓蓉哭完之后只说了一句“我继续干活了”，干苦了会哭，受委屈会哭，但哭过了，又继续干。“一通电话，也许是一个市民迫不得已的求助，也许是一场情绪的宣泄和疏导，能帮上一点儿就帮上一点儿”。

“刚放下电话就有新的进来，一天要接无数个电话。”张燕告诉阿友，接线员的工作一点不比外勤轻松，她们的任务也远不止接电话这么简单。“将心比心，每一个紧急的电话背后，寄托的都是被隔离人员的期待，我们也许没法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但我们希望通过自己努力给予尽可能的帮助——哪怕只是几句安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看到希望。”张燕有一本记事本，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来电居民的诉求和建议，哪些诉求需要协调反馈、哪些意见建议需要及时汇报流转，哪些个案需要专门沟通，都一一记录在册。

幕后保障的“建设者”

“方舱条件是不如家，舒适和生命之间，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到最好”。协调场地，选点、看现场，哪些场所可以建设集中治疗点？怎样进行隔离，如何按标准规划设置“三区两通道”？哪些地区通风需要关闭、封堵？哪些地方需要重新接入电源、排水，医废污染物在什么地方处置才更加安全？只有一个点位一个点位亲身经历过才能快速地从“门外汉”成长为“业务熟手”，每一个集中治疗点的建设运行和保障，都少不了印亚东主任和徐洁反反复复的踩点、应急和攻关，“时间太紧了，医护、保安保洁后勤人员也需要保障好，必要的住宿、床铺、淋浴、厕所都需要重新设置，配置一定不能和家里的条件比，我们只能疫情应急状态下，尽最大的努力”

“人员入住之后，也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当问及集中治疗点上的情况时，杨远源介绍说。很多人来的仓促，身份证、医保卡、就医凭证之类的往往落在了家里，时间久了，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例购药困难，特别是一些必须要在外区指定医院现场配的药物，往往人力有限无法及时购买。小杨给阿友展示了一摞医保卡，“这些都是带在身边的，有些药物价格不便宜，垫了大几千，但有时候实在是真的买不到啊，多跑腿多想办法不要紧，只求居民理解了，心里也就舒坦了”。

数十天的灯火通明，办公室里都支起了好几张行军床。步履匆忙进进出出的小哥哥，擦干眼泪沙哑了嗓子又重新振作的小姐姐，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接踵而至的电话铃响声，成了这个办公室的日常，不管白天还是夜晚。能早一点是一点，能快一步是一步，他们就是那群争分夺秒的人，就是那群抗疫大军中的“隐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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